“不好意思，”郁知年对杨恪说，“有点久。”
杨恪对他笑了笑，很少有地开了他的玩笑，问郁知年：“你是不是走到哪都在招蜂引蝶。”
“没吧，”郁知年含混地否认，随口编造，“我在里面填戏剧社的调查问卷。”
“是吗？”杨恪比郁知年高小半个头，在楼梯口，他的影子笼罩在郁知年的身上，看着郁知年，眼睛很黑，用轻松的口吻说，“再去拿一张，也给我填。”
不过下一刻，杨恪的爷爷来电催郁知年回家，问他戏是不是散场了，有没有上车。
这段对话便没有继续下去。
郁知年那时一直认为杨恪对他和对别人是不同的，他们的相处带有更多熟稔。知晓彼此更多的秘密，因此关系比普通朋友更为亲近。
但现在却觉得不一定，或许大多是误读。
杨恪是个难懂又难讨好的人，喜怒无常，变幻莫测。他的行为动机、思考逻辑，郁知年有时候分析一整晚，仍旧弄不明白。
烈日当空，郁知年被晒得昏沉。走进地铁站，阴凉遮盖了他，他的脑袋才清醒一些。
刷码进地铁，正在等车，郁知年收到一条航空票务短信，显示从宁市飞往赫市的航班已出票，时间是五月五日。
他来不及细想，杨恪爷爷的遗产代理人李律师打来了电话。
这时候，地铁进站了，发出巨大的响声。
南侨站是个大站，上下的乘客都很多，郁知年随人群挤上了去，走到旁边，抓住金属杆子，接起李禄的来电。
李禄在那头说话，郁知年听得不是很清楚，问了好几遍，才弄明白，他是在说，刚才的机票是他替郁知年买的。
“史密斯告诉……你快回来了，”李律师的声音听起来断断续续，“关于杨董事长……遗嘱信托的事，我们……尽快碰个面，……给你买了机票。
“如果你真的……放弃这份信托……很多字要签。
“另外……这份信托，有些条例你……不是很明白……好好和你解释。这几天……也再郑重考虑一下，到底要不要做……决定。
“知年……心里话，我个人不是很建议。”
郁知年答应下来。
挂了电话，郁知年忽然想给杨恪发一条信息，不过不知道自己能说什么。
说自己回程日期定了，也租好房子可以放从杨恪家搬出来的东西了，然后问一问杨恪近况，总之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，大度开朗地去闲谈。
他做出了牺牲，理应有得到奖励的权利。
从南侨站到宁大站一共八站路，二十五分钟的时间里，郁知年纵情将所有聊天开场白想了一遍，最后压回交流欲，告诫自己杨恪根本不想收到任何来自他的信息。
因为被动表示不感兴趣，冷淡表示不喜欢。郁知年已经长大了。
车厢的门打开，地铁到站了。
郁知年结束了妄想，抓紧自己的手机，背着包走出地铁。手机边缘硌着他的指腹，他有点不舒服，但没放松。
上电梯，下电梯，出站后，他又习惯性地拿起手机，第或许是一万次重复查看屏幕。
并不抱期待的期待像细小的气泡，从水瓶底部向上飘去。
当郁知年仍然没有收到杨恪发来的任何消息，浮到水面的气泡就破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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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年前，酷暑的其中一个午后，天气阴沉，乌云密布。
游泳室灯火通明，杨恪练习仰泳，在标准泳池里往返数次，教练替他计时。
即将游到接近杨恪的最快纪录时，游泳馆的门打开了。
杨恪的指尖碰到泳池壁，将上半身从水中探出，恰见许秘书把玻璃门拉到底，他的爷爷迈步进馆，身旁跟着一名瘦弱的男孩。
爷爷在距池边几米处站定，说：“杨恪，来认识一下，这位是郁知年，我的特需奖学金获得者之一。
“知年和你同年，跟着资助项目来宁市游学，我上午去给项目讲话，和知年一见如故，听说项目把知年从名单里漏掉了，少定了一间房间，酒店住满了补订不了，让小同学睡加床总有些委屈他，就带回家里来了。”
“知年，”爷爷侧过头去看郁知年，露出和蔼的微笑，用杨恪听来有些过度慈爱的声音说，“这是我刚才和你说过的，我的孙子，杨恪。他和你同级。”
郁知年稍带拘谨地对杨恪说了“你好”。
这就是杨恪和郁知年第一次见面的场景。
那一天郁知年穿什么衣服，理什么发型，杨恪一概忘记了。因为他当时以为那不过是爷爷的又一次怪异行为，而并未想见这名来宁市游学的贫困学生，会在他家留这么多年。
如今十年过去，带郁知年回家的爷爷去世了。
宁市的老房子空了，只有几个工人留在家里，看管一大片土地。
杨恪没有选择直接继承爷爷留给他的产业，而是与朋友合伙创立了一间私募基金机构，发展也还算不错。
截止去年十一月，他都与郁知年一起生活在罗瑟区的一栋房屋中，过忙碌但不至于枯燥的的生活。
李禄李律师在近凌晨一点给杨恪打来了电话。
杨恪还在工作，开了免提接听，李禄稍显疲惫的声音在书房里响了起来：“机票买好了，我到时候让助理去接他。”
“嗯。”杨恪一边看秘书发来的财务报表，一边应答。
“你就这么给我‘嗯’一声？”李禄有些不满地责备，“我和你联系，照理是破坏了一些信托的条款的。”
杨恪又翻了一页，将眼神从报表上移开，看了一眼手机屏幕，对李禄说：“谢谢你，李律师。”
李禄是杨恪的爷爷杨忠贇生前最为信任的公司首席顾问，也是与郁知年相关的那份遗嘱信托的受托人，暂代处理杨忠贇三分之一的公司股份。
“……我不是在邀功，不差你这句谢谢，”李禄并不满意，以抱怨的语气强调，“杨恪，要不是我看着你长大，加上不想辜负你爷爷当时对你们的期待，我是不该替你做这些事的，也不该和你有这么多联系。”
杨恪重新开始看报表，发觉这间公司的财务状况没有他想象中健康，做了一些批注。
而李禄仍在喋喋不休：“也不知道收敛着点，要早知道你转头去买学校边上的房子，我怎么会把林凯收到知年要租房子的信息的事告诉你。杨恪，你这行为是很危险的。”
读完报表的最后一页，杨恪关闭文件，打开了另一份。
“万一公司其他股东知道了，你怎么办？”李禄不依不饶，“林凯会告诉我，就不会告诉别人？”
“我下次不会了，”杨恪对他道歉，“对不起。”
“……”李禄大概是没想到他道歉道得这么干脆，顿了一顿，才说，“算了。”
“但是我看知年的态度，好像还是想放弃，”李禄的语速慢了一些，问话中掺入少许疑惑，“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？吵架了？”
“没有，”杨恪否认，“没吵架。”
李禄静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不多问了，我替你爷爷希望你们能好好的。”
挂下电话，房里安静了。
杨恪专注地读完了这一份报告，准备休息。他起身，走到书架旁，打算挑本书，在睡前看看。
这间书房从前是郁知年在用，书桌对面一整面墙的书架，有三排被郁知年的书占住，上两排是社会和人类学科的书籍，下一排是郁知年胡乱买的小说。
杨恪挑了几分钟，还是没能从小说中选到一本感兴趣的，最终随意拿了第一排的一本有些旧了的专业书。
这栋位于罗瑟区中心的房子，杨恪住了六年多。
郁知年在两年前搬来，因为根据本州法律，同性的恋人需要同居满两年，方可申请注册结婚。
郁知年搬来的前一天，赫市刚下了一场大雪。
